漯河哪里有做衣服的-西装定制漯河哪里有卖

有没有白手起家的例子

白手起家如何创业？问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但是给出答案的却很少。没有本钱的创业，做生意最不能缺的就是资金，如果啥也没有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做的。如果没有本钱的创业，你首先会想到的方法是干什么？没有本钱的创业，下面我们通过这些白手起家范例，来告诉大家究竟该怎么办？

1、采用“排炮战术”轰出一名千万富翁

10年前，一家取名为“壹加壹”的制衣店在广州悄然诞生，老板是20岁的陈展鸿。

10年后，“壹加壹”由一家庭制衣作坊发展成为时装设计公司，进而组建“壹加壹”实业有限公司，没有本钱的创业，10年间，陈展鸿由一个个体户变成了拥有20多家企业的大老板，资产达几千万元，每年仅出口服装就创汇1500万美元左右。

发展如此迅速显赫，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高超的操纵市场的技巧亦不可低估。

“壹加壹”的产业包括服装、电器、鞋类、餐饮等，但服装是大头，服装收入占总收入的80%。而服装款式，面料的更新是以季计、月计，如何在迅捷的交替中把准市场的脉搏是至关重要的。陈展鸿说，他采用的是“排炮战术”，即每设计出一种新颖服装，必是放一排“排头炮”投放到市场检测一下市场的需求情况，再根据第一排炮的轰动效果，决定第二批、第三批的投放量。

“壹加壹”的过人之处还在于有节制地“轰击”市场，每种新产品投放到市场总留有余地，决不“轰”得过火，适可而止。陈展鸿的想法是顾客买东西就跟吃饭一样，某种东西一下子吃得太饱，就会对这种东西腻味，再也提不起它的兴趣。

一种产品是一次性的，但商标则是长期的。没有本钱的创业，如果对“壹加壹”商标”腻味”了，以后的市场则难以打开，所以“壹加壹”在每一种新产品最畅销时，下一个新品种又成熟了，这样，就可以不停地以“快”和“新”轮番轰炸市场。

为保证“壹加壹”产品的“快”和“新”的特色，陈展鸿十分注重信息，并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信息变成产品，抢占服装“新潮头”。目前，“壹加壹”仅西装的款式就有20种之多。没有本钱的创业，靠“快”和“新”还不能在市场稳操胜券。市场的真正主宰是顾客，只有赢得顾客，才能赢得市场，才能保证“轰”得有力。

于是，“壹加壹”又推出“量身定做”和“终身保修”的办法。出国访问的、结婚的和一些身材特殊的顾客，可以到“壹加壹”量身订做合体的高档西服。凡是在“壹加壹”又推出“量身定做”和“终身保修”的办法。出国访问的、结婚的和一些身材特殊的顾客，可以到“壹加壹”量身订做合体的高档西服。凡是在“壹加壹”购置西服，还可以“终身保修”身材发胖的、不合身的西服还可以拿来修改到合身。这招“壹加壹”专营西服的服装店由一间扩展到了七间，还满足不了需要。 2、一名杂工一年赚了50万元

他是一个失败者、说谎的人、商场上的逃兵，没有人把他放在眼内，因为他根本没有与人争胜的条件。那么，苏宏达如何出人头地。没有本钱的创业，在成功的大道上遥遥领先，使公司每年赚取的利润超过50万元呢？苏宏达算不上年少有为，他35岁时，仍是工厂的一名杂工，每月收入仅可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还需要妻子替人家做些零散的缝纫工作，帮补家计。35岁，是宏达生命的转折点，一天，他经过住家附近的地产经纪公司，发觉里面的职员在打瞌睡。虽然那时楼宇买卖情况热闹，偏偏就只有那个地产公司一片冷清，门口张贴的楼宇资料也是寥寥可数，还附出公司的顶让消息。宏达突然灵机一动，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虽然他没有足够的金钱搞一些小生意，但岳母颇有积蓄，他决定跟她好好商量。开始经营业务的时候，他把顾客介绍费降至最低，只抽取其半成佣金。

另外，他采取“缠烂打”的政策，不怕浪费唇舌，不断为上门的客户介绍适合他们的房子，不到最后一刻——对方终于找到自己理想的房子，他决不轻易放弃。很多顾客前来地产公司想购买房屋，其实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如果推销者懂得抓住他们的心理弱点，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顾客自然会一切依赖你，不愿再跑到别家地产公司选购的了。

3、借鸡生蛋

现代经济活动中，自身经济实力不足却又要发展事业，许多人也会来个“借鸡生蛋”“借得钱来，投资生产，赚回钱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这种经营谋略，也叫“负债经营，无钱走遍天下。”然而，时至今日，当人人都懂得借鸡生蛋时，“鸡”就不那么好借，就得讲究许多技法。给人“信”字，这是借鸡技法中的根本大法。

在广州，有一位数百万元资产的私营企业主岳亚贤，当年家里穷得叮当响。靠做不做都36元的工资，别说摆脱个穷字，连生计也难，他下决心要做番事业。没有本钱的创业，想到邻居潘婶有好几个儿子在香港，就向其借钱。开始借10元，讲好一礼拜还，但他根本没动那钱，只是锁在箱里，到期准时归还。过了个把月，他又向潘婶借20元，她讲定归还日，他一样不用，到期原钱加息奉还；如此一次次借了还，还了借，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还真的没动用过所借用过的任何一分钱。待潘婶一再夸其“有信用”时，岳亚贤顺水推舟地向她讲了自己的打算办个”方便居民生活小卖店”的想法和难处。潘婶也真爽快，笑着安慰他：“放心，你亚贤要办店，借你个万儿八千没问题。”就这样，岳亚贤凭着良好的“信誉”筹到创业资本。 钱，是投资创业的硬资本，对于无钱或财力不足的人来说，能借到钱，就可心想事成。中国银行有2000多个亿个人存款，如果你这个商人有信誉，就永远不必为缺钱而发愁。

4、腰缠百万的富人

黄光裕总算明白了这个理儿。22岁的广东汕头小伙子还没大摸清赚钱的门道。他是做家电批发的，老家那地方商行林立、竞争剧烈，他觉得生存余地大小，一口气向北，直跑到内蒙古。内蒙古很大，黄光裕转悠了一年，没做成多少生意，却从内蒙人的厚诚人格中学到了赚钱的窍门。1987年春节前，他从内蒙古转道北京回汕头的家里过年，因为春运车票紧张滞留了几天，闷着没事，就在北京城里逛电器行，遇到和气的店员，老板，就试着联系点业务。

凭着厚诚人格，黄光裕不“黑”不该赚的钱，把利润最大限度地让给客户。没有本钱的创业，连黄光裕自己也没料到，三天逛下来，竟然得到了100多万元的订货单。真是喜从天降。黄光裕感到自己摸到了生意的窍门，也摸到了财富的大门。人间正途须奋勇。转过年来，黄光裕说干就干，与北京人合资在牛街创办国美电器商行。虽然谈不上多大的实力，黄光裕却端得出真正的大家风度，他进最好、最俏的货，卖的却是全市最低的价，没过多久，京津一带的同行们都知道了牛街有个不“黑”人的黄光裕。黄光裕凭的是厚诚，博得是信誉，做的是买卖。他的批发业务一日千里，蒸蒸日上。

一年之后，他又干起了零售，零售业比批发琐细。竞争也更加激烈，各家电器商行老板挖空心思、招徕顾客，各有各的高招儿。没有本钱的创业，黄光裕任凭商海变幻，仍然抱定自己的老主意，扎扎实实地傅信誉。而且这一回，他是比先前更厚诚了，居然自己设起了“维修站”，只要是他店里卖出去的商品，都可以享受他的“亚华电器服务中心”的售后服务。如今，黄光裕的汕头国美企业总公司在北京有7个分公司，年营业额达数千万元之巨，而他本人也早已是腰缠百万的富人了。

5、从流浪汉到百万富翁

冯志久原是一名流浪汉，到处漂泊，虽历尽艰辛，却穷得叮当响。1990年，冯志久跟随数百万淘金者涌到珠江三角洲，却发现这里早已人满为患，他想到工厂打工，但因年龄大，无技术，工厂不收他。冯志久百无聊赖，便在各工厂区转悠，看到工人们下班后都端着饭盒往街上的小店子跑，还有那在街上饥渴的盲流，他脑子一转，怎么不再开一个供打工者吃饭的小店呢

于是，他心一横，租了一间民房作厨房，每天中午和晚上担起两桶饭菜，往流浪的人群中推销，一天下来能挣30元，很快他凑足37000元资金，在广州黄埔大道边租了一间5平方的店铺，办了执照，把鞭炮一放，快餐店开张了。　冯志久的小饭店一开张，就象鲜花引蝶似的引来了众多的顾客，他经营主要的绝招，就是收费低。那时广州的饭店快餐时价最低是2元，而他却一律为1元。没有本钱的创业，1元钱吃饭谁不来！冯志久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结帐之后，除了开支，竟赚了2000元。后来他又增添了桌凳餐具，雇了临时工，扩大门面，每天早餐卖粉中晚餐卖饭，一律一元一份。

这样，每天的顾客少说也有500多人，最多达1000多人。他挣钱的奥妙在于薄利多销。每份1元的饭菜其实是没有挣头的，但打算的好，也可以赚几角钱，如果每天能卖1000份，就可挣300元，一个月就是9000元。一个流浪汉变得如此精于经营。几年下来，冯志久已身家上百万元，直到现在他的快餐仍是1元价。人称他“1元钱大享”。

6、白手起家的女大学生

李素儿斯文、温馨，一副学者的面容，镇定而善良。她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科班出身，曾经是学生会副主席。满怀理想，准备走学术的道路，以科学献身国家民族，希望将来造福人类。但是，1957年，内地的政治风暴使她心灵上受到了重大的创伤，家庭受到了伤害，耿直的丈夫居然一夜之间沦为“右派”，她自己又被封为“右倾机会主义”。

从此，无尽的折磨降临到她身上。1958年，她带着四元港币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土地，来到香港。照理，她可以得到在美国的父亲的支持。但是，两地相隔，一言难尽。没有本钱的创业，她，以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坚持奋斗。她，温文中寓着刚毅的个性，从白手成家到兴家，从最低下的工作做起。一位怀抱科学家理想的年青人走进了工厂女工的行列。科学是踏实的，她也是默默而踏实的。人生总有风浪，潮头也有高低，连科学实验也要经过千百次才能成功。居里夫人百折不挠的精神鼓舞她做工，晚上补习，读上英专，又考上工专。 五年之后，丈夫也来团聚了，以后，她的三个孩子也都长大，懂事了，也同妈妈一样坚强，不怕困难，埋头创业。她搞工厂从基础做起，早年开加工厂，创业维艰，她从租用几百平方米的地方开始，到今天厂房7000平方米，厂房增加近10倍。当年生产玩具、洋娃娃衣服，又为美国名厂加工，以车缝为主。三年后，她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厂。她开的是五金厂，从制造家用普通制品（如钉）开始，逐步朝优质制品发展。没有本钱的创业，到今天，她已成为华文实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她的产品有不少从原理到外形都达封申请专利水平，可见她产品原创性甚高。多年来，她坚持生产家庭制品，近年又扩展业务至生产家庭电器制品。产品远销欧美各国。 7、赚钱魔术师

1982年，刚刚放下“青苗”或红十字卫生箱的周潮仁还只是位24岁的青年，“赤脚医生”失去行医资格，同时意味着他将回到农民的行列。没有本钱的创业，在人多地少的潮汕平原，“田里没有金子”是一句人人都知晓的老行语。一天，在家闲得发慌的周潮仁在镇上喝早茶时听人说：上海人爱吃蜜饯，男女老少都爱吃，根本不管这蜜饯腌缸里有蛆虫。周潮仁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想，当地人家家几乎有口大腌缸，每年水果收获时，都将吃不了的水果整理后倒入腌制成凉果，吃都吃不完。这些东西若拿到上海去，说不准能赚钱哩。于是周潮仁东拼西凑了70元车马费，扛上了30公斤蜜饯闯荡大上海去了。

到了上海，他扛着蜜饯一连到好几家食品店推销，得到几乎相同的回答：“没有国营集体工商执照，什么生意都不能和你做！”这一晚，他在南京路的屋檐下度过。守着一大袋蜜饯直发愁。天无绝人之路。翌晨，一位潮州同乡和他相遇，并答应帮他解脱困境，同乡用自己的营业执照，银行帐号和批发票，很快将30公斤蜜饯以168元成交。同乡付给周100元现金后走了。虽然100元对于当时的周潮仁来说不是一笔巨款，但更使他振奋的是同行凭着一张营业执照在10分钟里赚了68元，赚钱就像魔术师。他暗暗发誓：我也要当赚钱魔术师。

回到家乡，周潮仁一口气办了国营、集体和个体三种营业执照。该年12月，他以平均每公斤0。9元的成本在家乡收购近1吨的蜜饯，再次闯荡上海，由于这次他持有多种“版本”的营业执照，他的蜜饯生意格外红火，这次他净赚1500元，是他过去当“赤脚医生”六年的收入。

这次的成功，使周潮仁的野心更大了。他在家乡成立了“凉果收购站”，在上海租了一套公寓，每天晚上，他根据上海蜜饯市场的销售动向，让自己的秘书编制生产计划向家乡电传。没有本钱的创业，与此同时，潮州每天发往上海的长途运输车队中，有一辆车是他包下的。几年过去，周潮仁成了响当当的上海蜜饯市场大王。

8、突破口

深圳海滨房产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七年夏，但直至一九九○年秋，由于体制与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公司并无大的建树。现任总经理冯兴民接手时，公司只剩职工5人，一间办公室，一部电话分机，外加一小块土地。面对这个摊子，他们从拥有的那块土地起步。按照国际惯例，将规划、设计、地盘管理、基建、销售等房地产经营环节解剖开来，让利出去，使每个环节都能把最优秀的队伍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项目上。没有本钱的创业，这样，整个房地产运作便成了系统工程，公司员工的精力集中于工程的宏观控制，以及经济测算、市场分析、信息收集等工作上。当年，便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实现人均创汇200万港元。创利65万港元，公司从亏损企业一跃而成为令人瞩目的盈利大户。9、小老扳大思路

广州塑料软包装厂是一家民政福利小厂，全厂100多名职工中，残疾人占了54%。1986年的审计结果显示，27万元流动资金亏得一干二净。欠下债务40多万元，已经到了破产的境地。此时，谢耀临危受命。上任厂长之后便引进风险机制，逐步把车间集体承包，很快使企业扭亏为盈。1988年，又通过招标实行风险承包，承包人要先交纳2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确保上交厂部的利润每年递增7%，并保证车间职工的收入每年也递增7%。没有本钱的创业，风险机制促使承包人在经营中使出浑身解数，尽全力拓展业务盈利。

因为纸盒、纸箱、塑料3个车间都是独立的产品车间，承包者可以自主经营，使他们摆脱了业务科室的繁琐机制，能够调度产、供、销，用活业务费，业务经营异常活跃。他们在车间内对工人实行按件计工，对供销人员实行任务承包，体现重奖重罚。一下子调动起了工人的积极性。塑料车间六班的机台利用率从承包前4%提高到97%。全厂的生产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好兆头。三年下来，风险承包的风险经营方式使全厂利润创历史最高纪录，1991年。盈利38万元，是承包前的5倍。职工月均收入比3年前增长84%。此外，他们还增添了8台机器设备，还清了债务。

没有本钱的创业？扫地一年赚了40万元

在深圳，出现了全国第一家扫地公司—日新清洁服务公司。没有本钱的创业，这个被人不屑一顾的公司，1984年起家时，只有两辆平板三轮车，而到了1991年，他们用笤帚疙瘩“扫”出了15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每年40万元的利润。一些酒楼、宾馆、机关、工厂越来越欢迎这个扫地公司，他们认为自己雇清洁工，不光给他个人发工资，还要管住房、医疗、退休等许多问题。还要花钱购买吸尘器之类的扫除专用工具。所以，计算起来还是把卫生包给清洁公司合算。随着深坝建设事业的发展，扫地公司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10、一万元如何变成100万元

1987年5月，深圳第一家股票发行公司—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在当时，对绝大多数深圳人来说，股票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它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甚至抱着怀疑的态度彷徨观望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刚刚离休的老干部在老同志们的再三动员下，本着对党和国家的热忱，下决心用自己毕生积累的一万元钱买下股票，为国家再做一次贡献。那位老干部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本钱的创业，两年后，他那一万元转眼变成了十万，而且，正在朝100万元逼进。老干部吃惊之余，羞愧难当。他急忙跑到党的纪检部门问这钱是不是非法所得，接待的同志笑着告诉他，这些钱不是非法所得，而是你投资股票的正当收入。 白手起家如何创业？金奖白兰地

“皇天不负苦心人”。所谓“皇天”，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精神力量的化身。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所愿：风平浪静的时候，轻如一叶小舟；等到风涛怒作的时候，也会像凌空的天马。张弼士，别名振勋，广东潮州大浦人。17岁时家乡闹灾荒，他告别家人，孤身逃荒，来到了荷属的巴城（今印尼雅加达）。毕业实习时，张弼士特别注重观察当地和外地的经济状况，研究什么样的买卖容易获利。从买酒和税收发家后，他又拓展到垦殖业、建筑、金融、交通、矿业、商业等各个行业。他人企业全盛时期，资金达白银七八千万两，故有“苏岛富翁”之称。在张弼士的一生中，最能说明他创业的艰辛和成就的应是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办和成功。

张弼士于1892年开始筹建酒厂，一开始，他就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着手抓好原料基地的建设。几经周折，公司耗费巨资，终于1906年建成了有124个品种，占地千余亩的葡萄园。我国当时生产葡萄酒系手工操作，设备落后，难以与欧美新的生产技术相抗衡。为提高竞争能力，他注重科学技术，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

他到处物色酒师，重金聘用。几经周折，公司终于掌握了全套设备和关键技术。产品出来后，对于如何开拓市场，张弼士曾煞费了苦心，首先，他注重提高产品的信誉，其次，注意研究消费者的心理，讲究广告宣传的艺术；再次，充分利用海外华侨思念祖国、眷恋故土之情和张氏在南洋华侨中的影响，开拓国外市场，特意精制张裕酒的宣传品向华侨广为赠送。没有本钱的创业，此外，广泛结交上层人士，取得各方的支持。最后，别具特色的张裕酒，终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注意。康有为曾为张裕公司写下了“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的诗句。1912年，先生为张裕公司亲笔题赠“品香醴泉”四个大字。特别是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商品比赛会上，张裕公司的白兰地、红葡萄酒、琼瑶液和益寿浆获金质奖章，“金质白兰地”从此闻名于世。

旧中国和新中国有什么区别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正装坐飞机大巴会皱么

正装坐飞机大巴会皱么

你说的正装，是指的西装吧？

不管是什么衣服，都不会皱，请放心。

原因：机场的大巴车至少也是经常运输的交通工具之一，南来北往的很多人穿正装，坐这样的车，都没有事。我本人也多次穿正装参与单位外的业务活动，没有发现因坐着这种车而发生褶皱的情况和问题。

个人建议，供借鉴参考采纳。如有问题，欢迎追问。

坐飞机还是大巴

当然飞机，

普通民航的速度大概在500-800km/h，大巴跑高速100-150km/h。这速度差距太大了。

快。

坐飞机乘坐大巴跟飞机票有关系吗

现在机场大巴都是独立营运的，与机票没有关系，任何人只要你买车票，都可以乘坐。

坐大巴晕车的人坐飞机会晕吗？坐飞机会不会很难受啊

这要看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咯。个人认为坐飞机很舒服，但是有些人晕车也晕机的。

机场大巴耽误影响 坐飞机吗

影响啊，不过由于机场大巴延误行程的在机场会有一系列弥补措施的。

烟台接机大巴不坐飞机可以坐吗?

烟台机场发车时间:10:30、12:00、16:30、19:00、20:30威海发车时间:8:00、10:00、13:30、15:30、18:30全程约1小时30分钟。线路:威海卫大厦-高区商贸城站-影视城-烟台莱山机场仅供参考

坐飞机到新郑机场.下飞机有到唐河大巴吗?

没有，可以有大巴到漯河、许昌、驻马店、南阳转车，具体问机场。联系电话0371—68519508，当然也可以回郑州转车。

在许昌坐飞机大巴要在哪里等车呢？

好像是许昌高铁东站吧，不大清楚

哈尔滨机场大巴，飞机7:40 做民航大厦那个机场大巴赶趟么!第一次坐飞机

民航大厦--太平国际机场，公交线路：机场巴士1号线，全程约42.4公里，大约50分钟。头班车发车时间是早晨六点，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时间刚刚好（登机前有安检）。

1、从民航大厦乘坐机场巴士1号线,经过5站, 到达太平国际机场站

2、步行约70米,到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不坐飞机能在候机楼坐直达机场的大巴吗?

没有问题啊！只要买车票就可以坐的，很多去机场接人的就是坐机场大巴过去的。

高考顶替事件评论作文怎么写

高考作文素材之时事热评冒名顶替“白读书”聪明反被聪明误

正文：

男子冒名上大学后：人生失意反抱怨自称“受害者”

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11-2010:04环球时报官方帐号

“他一方面把这个（学籍和身份）卖给我了，但之后他又自己去用了。”2019年近日，谈到被自己冒名顶替的张某飞，马某铭反而抱怨，张某飞的做法，害自己“白白读了四年书”。2005年，高考411分的河南商丘考生马某铭，拿着河南漯河考生张某飞的录取通知书等，冒名到河南师范大学读书，张某飞当时的高考成绩是552分。随后两年，张某飞以自己的身份连续两年参加高考，并于2007年被湖南中医药大学录取。最终，真假张某飞均顺利毕业。真张某飞后来还完成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业。近日，马某铭被举报了。河南师范大学调查此事的专项工作组告诉澎湃新闻，在确定冒名顶替属实后，学校立即启动有关程序，撤销假张某飞的学籍和学历学位。真张某飞的父亲则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们没有卖学籍，当年“东西（录取通知书等）丢了”。他们已就马某铭冒名张某飞在银行借款并致张某飞出现信用污点，采取法律手段，“我们不认识马某铭，只能先起诉银行”。此事留下诸多疑问：马某铭如何买到学籍并能轻松冒名顶替？为何张某飞能再次参加高考？张某飞再次考入其他高校时，冒名者为何仍未被发现？多名教育系统工作者告诉澎湃新闻，多年以前，确有高考、学籍买卖现象，但随着高招制度越来越严密、系统越来越先进，加上入刑、户籍整治等，再没见过这种事。冒名者和被冒名者曾同时上大学。2019年4月，刘哲（化名）通过网上发帖、向河南师范大学发邮件的方式，匿名举报马某铭冒名顶替张某飞一事。随后，学校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校内外调查。刘哲称，之所以举报，是因与马某铭有矛盾。他说，学信网显示，1988年5月出生的张某飞，有4个学籍：2005年9月，入读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本科、学制4年）。2007年9月，入读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制5年）。2012年9月，被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肿瘤学录取（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2015年9月，留校读博（学制3年）。仔细对比张某飞河南师范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籍的毕业照片，并非同一人。前者穿着翻领毛衣，肤色白，发型、气质新潮。后者肤色黑，戴眼镜，显得憨厚。对比后者与四川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籍的毕业照片，则像同一人。10月31日，刘哲对澎湃新闻说，2017年，他怀疑河南师范大学的“张某飞”系冒名顶替，他进入假张某飞的qq空间，发现其好友曾评论留言“某铭说的言之有理”。最终，他发现，假张某飞真名为马某铭。此后，刘哲一方面匿名给真张某飞发邮件、QQ消息，透露其被马某铭冒名顶替，后者利用其身份刷爆多张信用卡被银行列入黑名单等。另一方面，他匿名给马某铭妻子发邮件，模仿真张某飞的口吻骂马某铭，“套一些冒名顶替的情况。”刘哲提供的邮件显示，真张某飞最初对其提醒表示感谢，称“大恩无以为报”，后来却询问“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谁？做这事出于何目的？”而马某铭妻子回邮件说，自己已和马某铭离婚，“你们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不要再来找我”。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假张某飞的大学同学许少华（化名）。其介绍，在学校时，他没怀疑过。现在想来，异常就是新生入学时，假张某飞是军训开始一半才报到的。“当时，他穿着休闲西装，一看就是城里的”。开学后，许少华曾无意瞥到假张某飞的图书证，图书证上的照片是高考照片，“感觉和他不太像，图书证上的照片看起来比较土，脸上还有痘。”许少华说，在宿舍里，假张某飞年龄最小，被称为“老九”。除有时挂科、爱吸烟外，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他妈来看他，也是喊他‘张某飞’。”被冒名者否认卖学籍，称当年录取通知书丢了。马某铭是河南商丘市柘城县人，2005年毕业于柘城高中。张某飞是河南漯河市源汇区某村人，2005年毕业于郾城一高（现漯河四高）。地图显示，两地相距约150公里。11月16日，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向澎湃新闻介绍，2005年，马某铭和张某飞的高考成绩分别是411分和552分。澎湃新闻通过阳光高考网查询到，当年，河南省文、理科高职高专一批分数线为437分、436分，本科二批分数线为522分、523分。马某铭的成绩，比高职高专一批分数线还低二三十分。马某铭拒绝见澎湃新闻记者，10月31日，他在电话中对澎湃新闻承认，学籍和身份是买来的，没想到的是，张某飞后来用这个身份参加高考并读书，害他“白白读了四年书”。马某铭对澎湃新闻说，学籍买卖有中间人。工作数年后，因为感觉找不到好工作，他曾想考研，被报名的学校公告学籍学历不匹配。一查，发现真张某飞已经在读研。对于具体怎么买学籍、中间人是谁、多少钱等，马某铭称他一概不知。“反正不是偷的，也不是盗的。”马某铭说，当时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事，“就是想要紧急上学面临的选择”。马某铭承认，其母亲在柘城县某医院任中层干部，父亲曾在银行系统工作。澎湃新闻多次致电其母亲，电话无人接听。马某铭说，父母年纪大了，不希望打扰他们。与马某铭相比，张某飞算是个“学霸”。多名村民告诉澎湃新闻，张某飞现是家中独子， “脑子不错，也勤奋”。张某飞的大伯说，弟弟（张某飞的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建筑工地做技术员，20多年来一直在郑州。近些年地也给别人种了，基本过年才回来。澎湃新闻现场看到，张某飞家的两层楼大门紧锁。张某飞的大伯认为，弟弟家经济条件不错，不缺（卖学籍）那几个钱。“我就一个孩子，不可能让他咋的（卖学籍和身份）。”11月13日，张某飞的父亲对澎湃新闻说，当年，张某飞的“东西（录取通知书等）丢了”。澎湃新闻给张某飞发邮件，未获回复。通过其父亲、堂兄弟转达采访要求，也未获回复。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介绍，经与张某飞谈话，张某飞说他不认识马某铭，对自己被顶替上大学不知情，只是“从2016年2月开始，不断接到一些银行的催款电话”，发现自己学信网多了一个别人的信息，才意识到“可能就是冒名顶替”或“自己的信息被盗用了”。冒名者毕业后人生失意，反生抱怨。马某铭说，得知张某飞仍在用原来的身份，很郁闷，就想找买卖学籍时的中间人。马某铭打比方说，就像现在买卖东西，“肯定他们有这个圈子散布这个信息，我们接到消息（才买的）。”不过，他说，买卖学籍毕竟不正当，“你不可能问人家是哪里人，人家也不会说，是吧”。因时间太久，最终，他没找到中间人。马某铭称，后来，其父亲还找到张某飞老家，见到张某飞的父亲，对方却称对学籍买卖不知情。对此，张某飞的父亲说，他不认识，也从没见过马某铭及其父亲。在马某铭看来，张某飞后来自己又考了大学，导致他最好的年纪读了几年书，却用不上，自己“才是受害者”。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假张某飞的大学同学许少华（化名）说，毕业后，马某铭以张某飞的身份，进入某银行工作。对此，马某铭说，只是在银行的外包公司。许少华说，当时，马某铭工资能拿到五六千，工资在同学中很不错。毕业数年后，马某铭从银行离职，开始做生意。许少华称，马某铭的生意涉及卖Pos机、做信贷、倒二手车，但生意并不顺利，赔了很多钱。马某铭用张某飞的身份办了许多信用卡。马某铭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做生意欠下一百多万债务，还了一些，还有很多。用张某飞身份从银行借的20多万，基本都结清了，“剩一点也不多了，也就是两三万块”。马某铭曾一直怀疑，举报人刘哲就是真张某飞，在网上发帖，给其前妻发邮件骂他，目的是逼他去还信用卡。他曾尝试添加张某飞的QQ，但未获回复。“他为什么不敢找我？”马某铭说，因在郑州混不下去，他已回到老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马某铭名下有两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通讯器材店，状态为“存续”。成立于2014年6月、注册资本100万的郑州某贸易有限公司，状态为“吊销、未注销”，且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全部是因为上学的事引起的。”马某铭如今反而抱怨，当时，自己就算考不上很好的大学，找个大专读，然后在老家找个工作，也饿不，也不会产生后面这么多事，也不会做生意被骗。据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介绍，2006年，已冒名顶替张某飞就读河南师范大学的马某铭，在柘城县再次参加高考。不过，因为作弊，其考试成绩为0分。冒名者学位将被取消，当年为何能通过入学审核？和马某铭相比，张某飞的人生，显得很励志。据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介绍，2005年，张某飞在漯河四高复读，2006年高考582分，未被录取。后到漯河五高再次复读，2007年高考599分，被湖南省中医药大学录取。后考入四川大学肿瘤学专业读研读博。目前，在成都一家医院工作。算下来，张某飞高中、大学共读书16年。张某飞的父亲告诉澎湃新闻，因被马某铭冒用身份造成信用污点，张某飞买房也无法贷款，他们已经采取法律措施，“我们不认识马某铭，只能先起诉银行。”马某铭说，他曾尝试联系张某飞，却未果。对此，张某飞的父亲说，“他（马某铭）咋可以随随便便就上学去，你们应该去调查他……你问他的档案、身份证哪里来的？河南师范大学怎么录取他的？”河南师范大学专项工作组表示，在确定冒名顶替属实后，学校立即启动有关程序，学校办公会决定撤销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张某飞”的学籍和学历学位，并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河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介绍，马某铭采取缓报到的方式，躲过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对此，马某铭说，缓报到并非刻意，而是当时确定买张某飞学籍时，已经开学。他表示，自己没换过档案照片。“照片怎么可能换呢？”据河南某高校招办工作人员介绍，按惯例，新生资格复查多是校院成立两级领导小组，学院一般副书记牵头，辅导员具体实施。“比如说照片六对照，包括报到照片、高考报名照片，身份证照片等。还有档案核查。比如，体检信息跟高考报名信息，高矮胖瘦，太悬殊了肯定不行。这都是重要的核查手段，这一系列都有很详细规定。”对真张某飞后来连续两年顺利参加高考，河南某县招办主任感到惊奇。其介绍，早些年，确有学籍买卖现象。多是有学生刚好想复读考更好的学校，有人鼓动就卖了，也有可能是给亲戚家孩子用。不过被顶替者再高考，都要换个身份。那时，户籍管理还不严格。多名教育系统工作者则表示，现在，高招系统非常先进，而且对接公安、学信网等数据库，有问题系统就会预警。此外，加上入刑、户籍整治，再没见过、学籍买卖。“现在，你办个身份证，都有指纹等信息，怎么冒名顶替？”有县招办工作人员建议，虽说冒名顶替读大学已基本不可能，但目前高校新生资格复查，仍可引进一些更先进手段。“本身这都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我也尝到这种后果。”马某铭说， “付出（代价）很大很大，可能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