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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关于奉化的历史

慈城地区越勾余秦鄮县的思考

一、宁波来自春秋时期的越国勾余

在中国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地域进程其实是很缓慢的。如果说整个世界的科学昌明是近150年间事的话，那么中国的城市扩张，其实还只有20来年的辉煌时间。宁波城的历史证明，它的统辖县权起源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鄞州编制，成形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明州编制，但与宁波地区那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相比，已经是留有了6000多年的历史宿影的。也就是说，宁波地区是世界范围内人类最早有文明活动的地域之一。我们知道，如果说是战争创造了国土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个概念中，是离不开华夏文化的；在华夏的历史文化中，是离不开长江领域文化的；在长江领域的文化中，是离不开以汉民族为主的“氏族”国之间战争历史的。中国的历史自黄帝起，到夏禹商汤算是进入了奴隶社会，西周起的各封土之争，开创了“国家”这个概念。在这漫长而复杂的交替变化中，既形成了很不确切的历史承续关系，也不断变化着无法确定的原本性疆土范围。因此各城市的发展来源，也有如历史一样的那么模糊。故当我们要探索宁波的历史起源时，是离不开秦汉之前的勾余城历史的。确切地说，宁波是来源于夏禹少康封无余的越地。夏禹离公元约前21-16世纪，那么宁波地区的城市历史，是可以移前到公元前的1600年的。

查考宁波的地质地图，我们深信现在的宁波，是处在一个由海湾淤泥形成的泥炭地质上的。它东到北仑、镇海，西到余姚、慈溪，南到奉化、宁海，沿着南北两条山系的水平方向，体现了两头大中间窄的一个海涂进化面积。河姆渡文化证明，在这个堆积了7000年的人类文明文明进程，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新石器时代的演变。也因此，宁波至少可从西周的越国算起。尤其是越王勾践，他曾使自己的国家彻底消亡，又在宁波的这块古勾余土地区上卧薪尝胆重新立国，并最终打败吴王夫差，成为雄霸华东的列强英雄。历史上的勾章城，是越国灭吴后的勾余新城，它临江傍山扼住了姚江以东的水路要道，但并不适宜土耕面积的国力积聚，故向东西两头的扩张那是必然的。按照西周时期的“乡遂制度”推测，每“乡”为约一万两千五百家，五乡组成一个军帅，每个“军”为约一万人。乡遂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军民合一，故越王勾践雪耻灭吴时，“发习流二千、俊士四万、君子六千人，出三江之口，以海道通江袭吴”。刚好四万八千人，每乡一万二千人，约四个“乡”的军政兵力。这也可以说是新越国的全国兵力，是宁波土地上最早的县域基础。《周礼》规定，一个都乡国的纵横土地为200里，国主以王者（奴隶主）身份领辖六乡六遂。其中“乡”为“国”人，有议政、纳军赋、服兵役的义务；“遂”为“野”人，是奴役的农业生产者。这种国野对立的制度，虽在春秋中叶渐被废弃，但都乡国的形式到东周仍在流行，秦汉还有它的影子。如根据慈溪志载乡贤名中，阚泽为“三国吴都乡侯”，既看出了王、侯、伯、子、男五封爵的存在，也看到了都乡的称谓。“乡”的***为“大夫”，平均土地约为160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范围（如余姚为1527平方公里、慈溪加镇海为1523平方公里等）。所以文种、范蠡等越国名将，都是以“大夫”的身份去领兵打仗的。正因为有越国在宁波土地上的四乡制度，这才使得宁波地区在秦前就有了四个县的胚胎。宁波后来能成为领辖六个县的宁波府，这与勾践在宁波土地上的“十年磨一剑”（前491-482）是分不开的。他那七年免税、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三子官养其二等奇谋措施，使得宁波地区在短短十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可和任何列强抗衡的强大“王国”。这是宁波人的骄傲，也是宁波人的历史幸运。可以说，是越王勾践创造了宁波，因为勾践时期对宁波地区的促进性发展，显然是开拓性的和丰功伟绩式的。

二、勾余之地与勾章之地的蜕变

越国的勾章城，是在勾余的基础上改名为勾章的。虽然晚在周元王三年（元前473年），但从越国的历史来看，勾余的旧城存在还得推前。《吴越春秋》记载，“少康封封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故在越境内设勾无、勾余”。西汉《十三州志》记，“周元王三年，越王勾践城勾余（造新城于勾余）。勾践之地南至勾章(灭吴后的吴越大国南至勾章)，其后并吴。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孙(因为造大城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获“东方之伯”的伟大功勋以告后人)，故曰勾章”。很明显，勾章城是勾践为了自己的获伯爵功勋，而在勾余的地盘上新造的大城。其时华夏的土地上诸侯已纷纷称雄，中国进入了战国时期，西周王朝也及及可危。在齐宋鲁晋以“侯国”独立的情况下，周元王对越王勾践的灭吴雄起又敬又怕，不得不“使人赐勾践”以伯爵的地位。这个封号，在大周时期恐怕是个很难得的荣誉，为此勾践要在勾余之地用新造大城以示庆贺。一来勾余是他的发祥地，二来永矗一座历史的丰碑，三来也是回报父老乡亲的同仇敌忾。以此看，勾章之前是另有其城的，这里要探讨的就是“城勾余”的问题。可作两种解释：一是造城于勾余；二是原来的都城在勾余。勾践在周敬王二十九年（元前491年）时，因灭越而被吴囚禁了三年，他是在越国大夫范蠡和吴国太宰伯嚭的合力帮助下，才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回到了越地，并在一个叫卧龙山的地方重建了一个勾余城。是否就是慈城地区很值得可考虑的，但要证明与“卧龙山”和“勾余城”的关系。我们先谈“卧龙山”的地名，慈城背靠的是宁波沿海北岸的大龙山脉东段，在最东边的末端，现有龙山和伏龙山的地名，有九龙山的山名；慈城的东屏山系古代也叫龙山，古代的清道观山门上曾有“勾章第一山”和“龙山第一门”的匾额，现慈城的云湖也有龙山的名称；在车厩南也有青龙山的地名。也就是说在今大隐到龙山一带，都会有“卧龙山”的可能，但大体是不出古勾余之地的。《东周列国志》中有记，新城建立不久，“城中忽然涌出一山，周围数里，其象如龟，天生草木茂盛，于是曰龟山”。慈城最著名的就是浮鳖山，现整个慈溪古城就在浮鳖山的前脚左爪之下，西悬岭是，“鄮岭墩”（古城址）刚好在龟背的左后脚位置上，这与城中涌出龟山的描述极相吻合。我们再谈“勾余”的问题，历史对勾余的描述概念是：在勾章以东十里的勾余山和勾余村。大隐城山渡的勾章古城与现在的慈城地区隔岸相望，故应在同一个勾余地区，而《慈溪县志》中，也有“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复至，勾余之民遇警报即避居城内”的记载。慈城还发现了“勾余鄮”的石刻字迹，能充分说明慈城与勾余的直接关系。慈城地区从清雍正地图上看在古代是江海两通的，故攻可凭江海两路交通之便，守有群山绵延和高峻之险，耕有比较广阔的水稻平原。在这种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被选为复国中心是很有可能的。传勾践的两大谋臣之一文中，就是勾章的文溪人（汶溪地名可能由此而来），后葬于达蓬山，慈城的文庙也有他的牌位。他当然很熟悉勾余本地的地理环境优势。《吴越春秋》记载，“少康封庶子于越（越地），号曰无余，故在越境内设勾无、勾余。”《国语?越语》中，余姚被称为勾无境内，从它与会稽相近，后来又独立为余州，从这个情况来看，余姚和慈城可能分别为最初的勾无和勾余（少康时期为公元前21-16世纪），那时的鄞地可能还是堇子国的时候。而从勾践囚归选回勾余的情况来看，勾余应是古越国的最原始本土。因为时越已灭国，即或是勾余之地，也还是吴王治下的一块私人领地。但不管何种情况，从“城勾余“三字来看，勾章之地原为勾余之地已可肯定。而从河姆渡文化的集中性来看，慈城应是勾余的发祥地。

四、鄮县之地来自于勾章的外延

我们知道，慈城地区是最早有原始人类集群居住的地方之一，从四处出土的河姆渡文化来看，越地在7000年前就发明了水稻栽培、骨耜耕耘、猪牛驯养、陶器制作、榫卯木构、船桨运输等。我们不知道“华夏古国”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原始社会一般被定为约170万年前-4000年前；我们也不知道“王国”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在原始部落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国”这一概念的。所以从有巢氏到大禹时代，史料上都还是类神话的年代。如禹在《山海经》、《归藏》、《世本》等古书中，都是“鲧复（腹）生禹”（“鲧”为大鱼；古人名；禹的父亲）。除非禹时已经形成古国（《世本》有“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字样），奴隶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部落之间的大吞并），所以才会有少康封地于越的传说（少康也是个神话性的人物，《左传》记为夏相之后，《世本》传是酒和箕帚的发明者，为中兴之主）。少康时代刚好处于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此时已是奴隶社会，故能中兴“国土”也未所知。此时慈城一带的“古越部落”，应该早归少康所有。后越时期已处东周时期，各路诸“侯”裂土为强，齐、宋、鲁、晋脱颖而出。但从勾践封伯情况来看，吴越尚在大周的本土上，故勾践仅管也是王者身份，但也只能接受“东方之伯”的爵号（侯爵已为侯国）。“越”在公元前355年被“楚”灭国，楚在公元前223年被“秦”灭国，时赵、燕、齐三国尚在。如果现奉化确实曾为燕地的话，那么勾余在秦皇大统天下之前，还会是一个地处边陲的拥兵重镇。故勾余之地，在秦前就有海上贸易的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鄮县的前身，可能不是鄞东和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同谷所能承担得了的（乡土教材版说法），而应该来源于慈城地区的历史基础。因为越王勾践时，吴王夫差宁可自杀也不愿流放甬东，可见甬东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慈城地区是很有可能成为秦鄮县的前身的。从宁波古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19个总数中慈溪县占了12个，镇海文溪占了1个（慈溪概念），余姚占3个，鄞东横溪占了2个，象山占了1个（85版宁波通鉴）。慈城地区的集中性河姆渡文化证明，妙山、慈湖山、傅家山、罗江一带，应该是越国的最早勾余地区。所以，连勾章城都有可能是从慈城地区发展过去的。这是一个很相反的观点：即“勾章”既然是因慈地的“勾余”而城，慈溪其实是在勾余的基础上而出。勾践建大城于姚江的城山渡，也许是因为车厩曾是他屯兵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地处大江的要冲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观赏。不过从军事上讲，大隐镇三面是山一面临江，确比慈城王家垻的勾余古城址要好的多（注：王家垻地处城山渡头海拔97.1米的大弯山东边脚下，2003年的资料中，出土的城址考古为约2500年前，具河姆渡人古城堡的特征。因勾章之城建于公元前496年，故可认定王家垻为勾余的原始古城）。正因为慈城地区有勾余和勾章两个历史时期的繁荣，这才使勾章之东（三江口西北地区）有了秦时的鄮县基础。鄮县始名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除名于唐后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平三年（909年），历史承名1130年。这么远长的一个历史古县，也只有慈城地区才能给它历史性的起点和接替，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县域的基础。而慈城的鄮岭墩（慈城人对古城池的传统称法，如城山墩、城子楼墩等），也就可能是原秦晋时的鄮县县城。

五、隋朝之前的鄮县地理位置

在有关秦鄮地的说法中，鄮县在鄞东地区的说法有些权威性（已进中小学的乡土教材），但不一定正确。他们的看法是，秦鄮县在今鄞东一带，余姚占居姚江两岸，勾章县的辖地是在今鄞西的一部分和整个甬江北地区，鄞县在鄞西的南部及奉宁象地区。假如的确如此的话，那么鄮县全境几乎都是荒凉之地了。因为即或在宋时，鄞县的东边也只到育王、天童寺一带，南边的界线是横溪和鄞塘（约江口的地方），西边是鄞西的四明山和大雷山，北至慈溪的潘岙。宋时连甬江都还未成其名，清时还称大浃港，横溪经东钱湖直通外海，也就是说鄞东地区在秦时起码有两条大江的海口，应该说是个很恶劣的生存环境，连三江口都还可能是一个无人居住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贸易也只是赤堇山堇子国的事（从宋地图看有陈国鄮山的字样）。再从人口集聚原理来看，横溪才是鄞县的发祥地（鄞南偏东）。横溪两处的出土文物证明，堇子国应是以横溪为中心的。出土的陶器、釜鼎等文物，为下层元前600以上的西周文化，此时正是吴越相争的兵戈年代；出土的铜斧、纺轮、原始瓷等文物，为上层元前300年的春秋文化，是秦前7国争雄的年代（楚已灭越50年）。故如奉化曾为燕地的话，鄞地应该是以横溪为起源，渐沿奉化山线向鄞西发展的。鄞奉之地也许早归越土，但它的人口中心来源是不会变的（中心扩张学说），所以教材版说鄞占奉宁象倒也有一定的道理（化外时堇子国的基础）。我们再看慈城地区的治域条件。越国的勾余移治勾章后，慈城地区因此会空出一个城治的基础。慈城本来是个河姆渡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故人口的地源基础仍会十分强大（不可能全部迁入勾章城去）。那么这些遗留下来的老城民，又会在原地转化出一个较大的城“乡”来。这就是秦鄮县的地域和人口基础。

我们知道一个县治的基础，大多来自这两个成因，一是自发性的人口集聚（类似原始部落的形成），一个是强制性的境内迁移（在已经形成的基础内）。慈城于勾余而勾章，于勾章而慈溪，大体不出它原始由来的基础。所以勾章而生鄮县，应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勾章的位置来看，鄞西当由勾章城后发展而来，甬江两岸当由秦鄮县发展而来。故秦时的鄮县中心应在慈东南北山系一带（傍山临海、围涂为地）。甬水村（三江口）因为是三江交汇地势最低的地方，故在地质演升之前，也回是最后适合人类集居的地方。甬三江平原来自7000年前的海涂渐变，三江流域既使变为湖泊和江河后，还得从从咸水区转化为淡水区。所以在2000多年前，宁波各县的城址，是必须选建在山上。一方面是军事的考虑（居高临下），一是农田的考虑，经济基础更为重要。而在地质地图上，余姚、勾章、慈城、悬慈、横溪等早期的可能县城地址，都刚好处在硬质土层的边缘。慈城地区迄今已发现妙山八字桥、慈湖龟山、傅家山等多处河姆渡文化层和古窑址，所以慈城地区能成为古越勾余和勾章，后来又成为慈溪县城，都是有其最原始的人类活动基础和地理优势的。也因此古鄮县从慈城地区而出，应该是事出有因兼条件成熟的。

六、秦鄮县名的历史推敲

鄮县地处甬江两岸，秦时的三江口海涂会多于陆地，故从发展的眼光看，育王山下的鄮山小村，因为没有大量人口的集聚条件，故不会有海贸重地而被秦始皇定为鄮县的可能（教材论）。慈城地区倒有海贸重镇的最好条件，它有姚江北岸一大片的硬土广域人口；有直达三江交汇口的姚慈两大江和大浃江海口；西邻勾章、余姚并和会稽郡城（省城概念）直通。如果说鄮县的来源跟秦始皇有关联的话，那么慈城地区的“秦迹”更多。如慈城鄮岭往北的大斗山东岙叫“秦山”；慈城金沙岙的正北是“达蓬山”（传为秦始皇徐福东渡出海的地方，现还有“徐福”的地名）；秦始皇曾在鄮县停留过三十日之多(《说文》，时宁波地区仅有鄞、鄮两县)。慈城地区也有“鄮”字的历史痕迹，如洪塘保国寺的北高峰，秦时就叫“大鄮峰”，现还有“寺西为望海岛，于鄮峰山相对”的传记；慈城东北的从峰叫“鄮岭墩”，志载那是古县城的旧址；“勾余鄮”的石刻字迹发现，也能说明在越时就可能是勾余的“鄮”地了。梁山伯为“鄮”令，县志上说是葬在慈城的清道山的。以此推断，秦鄮县的北部会在九龙山一带，秦鄮县的西部高桥一带，秦鄮县的东界，倒有可能会以赤堇山系直至海边。秦代县与县之间一般都会相对毗邻（交通和城域达及关系），故甬地自秦以后，鄮城最初的位置，大体也会在洪塘、慈城、望春的山系平原之间，慈城鄮岭古县城，也可能就会是首选的地方（勾余新城龟山传说）。

七、历史事件中的鄮县影子

⑴、鄮西清道源。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明州编修李茂诚的《忠义王庙碑记》中，梁山伯为简文帝时的鄮县令，临终嘱葬于鄮西清道源九龙墟。按《宋鄞县县境图》看，宋时“清道乡”的确是在高桥望春一带，梁祝义冢理应是设在鄮县的境内。清道乡是不是和慈城的清道山有联系不得而知，但同处一个地名范围似无问题，《浙江通志》中，对慈城的地形评之为“九龙腾骧、两江吞吐”，古代的慈城东又有“花屿湖”和“荪湖”（清雍正时的地图中也尚在），故晋时和宋时的清道山脉，理应尚与望春山脉相暗连（伏脉过江）。晋朝时的梁令墓也可能确在慈城的清道山（过去传高桥的梁祝坟是“衣冠冢”），则晋鄮县还在慈城东南至高桥一带已可肯定。只不过五代时最后的鄮城位置在三江口，而历史上又没有鄮城在慈溪城的记载，故在清《宁波府志》上记为“葬于鄮城西清道原”了。慈城镇在解放前曾经分为“孝东镇”和“孝西镇”，后来也有过“慈东公社”的编制，故在分区概念上，慈东地区是有可能和洪塘地区一道划归晋鄮县管的。

⑵、孙恩及鄮。梁山伯庙实际上是因孙恩攻鄮刘裕退敌有功而建的。梁庙为官方而建事出有因，庙建原因为：“安帝丁酉秋，孙恩寇会稽及鄮，妖党弃碑于江，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功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 安帝丁酉（元397年），时勾章城尚安，刘裕显然在粉饰太平以邀攻。但也说明，梁山伯庙的所在地现高桥，在晋时属鄮已经无疑地。因为孙恩不大可能将鄞西的碑扔到鄞东去，所以鄮县的西北是与勾章相邻的。

⑶、东晋勾章移治。勾章城毁于东晋时期的公元401年，因东晋是个十六国战乱的年代，所以勾章重城派了个位列三公的“太尉”守城。可惜三公在汉晋时已无实权可言，所以刘裕连个勾章城也守不住。勾章城合并于隋朝时期的公元589年，中间有个南北朝的相隔。在这不算太短的188年时间中，勾章县城倒底在哪里是很有问题的。在原地不动也有可能，因为慈城可能有鄮岭的鄮县城它去不了；在慈城建新县城也有可能的，或许慈城本来就没有鄮的县城；迁移鄞江小溪也有可能的，开发鄞西南部与鄞奉之地联结。不过从地理的分配性来看，移治慈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一来本就是自己的地盘，无非在鄮县的交壤处侵占一角（鄮县便移鄞西全境）；二来勾章城本就是从慈城的勾余城演变过去的，也有是打回老家的可能。

⑷、隋四县合一为勾章。开皇元年（589年，杨坚的天下），余、勾、鄞、鄮四县合一为勾章县，历史的记载为设治于鄞西的悬磁村。不过从鄞江桥和百梁桥的建桥时间来看，一座是建成于1078年、一座是建成于1085年，应能说明鄞江为界的可能性。故将勾章县治去设在鄞江以南有些不可思议（无法勾通四县陆路），但能证明鄞治一直在鄞江以北，并以鄞江为鄞鄮两县的界限（鄮在鄞西论证）。唐武德四年（621年，李渊的天下）勾章改鄞州、余姚改余州后，“鄞州治”移“小溪”（约今洞桥镇的地方，治地鄞江北这才合理）。武德八年（625年），鄮县治迁小溪（勾、鄮、鄞三县竟又恢复？前鄮城在何处？）。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李隆基天下），明州立，辖慈溪、鄮县、奉化、翁山四县（勾章绝名）。时慈溪县已独居姚江北为主，奉化县独居横溪至江口以南为主，此两县也为新地理的概念。鄮与鄞则合并为鄮县，治所移入小溪（738年时再次移入？）。唐大历六年（771年），鄮县治移到三江口西的甬水村（新鄮城概念，老鄮城在哪里？）。唐长庆元年（821年），刺史韩察认为悬磁村腹地小（教材版说法，未移小溪？），没有发展余地，准奏将明州治也移到了三江口，并建唐子城和外城（证明无老城）。北宋以后城内设坊、城外设乡和里（此时才有乡政？），乡镇开始发展，著名的有下庄、小溪等（小溪才成规模？教材版）。五代十国梁开平三年（909年），吴越国武肃王钱镠改鄮为鄞，鄮县从此绝名。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鄮城的问题，高桥宋碑未说，唐鄮城两移小溪的也未说。但已可肯定唐前鄮城不在三江口，则在慈城的可能性就极大（最早的县城基础。，

八、慈城地区曾经西勾东鄮的两重县境

综上所述，慈城地区在秦晋之前，古越国的“勾余城”（王家垻）、大秦朝的“鄮县城”（鄮岭墩）都是有可能存在过的，“慈溪城”（浮碧山）不过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唐时被明确地独立出来罢了。鄮县在长达1130年的历史中，能明确鄮城所在地的，也只有在它变为明州四县之后的132年，其中三江口治地时间是771-909年，鄞西小溪的治地时间是767-771年（85版《宁波名胜》）。而此前998年的会稽郡的鄮县治城，最有可能的所在地应在慈城地区内。

“慈城地区”其实是一个很广域的历史性范围，作为勾余城时西可鞭及现长亭和陆埠；作为勾章城时东可包括现潘岙和龙山；作为秦鄮县时南界展延高桥和望春；作为慈溪县时北揽滨海掌起和观海卫。故现慈城在1954年失去它的慈溪县治后，实际上已是城非城县非县了，但它在宁波的历史上，仍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地位。它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被当作勾践新越国的都城的（灭国新生期和古越早期）。它还是甬上第二次农民起义运动中，许生自号为“阳明皇帝”的都城（类“太平天国”）。所以“慈城地区”的这个范围，不应是仅限现慈城镇的区域去就事论事的。否则勾章县和慈溪县所有典故都不会是现慈城的历史了，因为一个小镇的范围再大也不过5.3万人口125平方公里（2004年）。但作为曾经的慈溪县，它在南宋时期就已有15.6万的人口，清慈溪已发展到30万，2000年的新慈溪，人口已在100万以上（地域是1154平方公里）。所以慈城地区，应是一个历史性的“慈地”称法，它是古越勾余和勾章的，也是秦鄮县的，还是唐慈溪的。虽然已经县城迁移，但它的历史仍会被新慈溪承传过去，也包括了古鄮县的历史。

我们没有更多的东西来证明秦鄮是否跟慈城有缘，但从上叙的历史影子来看，它与勾章县的联系更多一些。故隋勾章大县会移治鄞西，也是因为勾章县一直是把鄮县作为自己的延伸地盘来看的。作为古秦三个“鄮”山，作为鄮县主要县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慈城却占了“大鄮峰”和“鄮岭墩”两大关联因素。在古代江河横流、湖泊遍地、海水倒灌的情况下，鄮城之地也会非慈城鄮山莫属（让瓜于勾章，捡芝麻于鄮县）。宋庆元时期的鄞县地图中，西至望春山（高桥）、白鹤山（慈城观庄）、四明山和大雷山（大隐东和南），高低有误或许是后来移名，但还注明了北至慈溪的潘岙桃花岭。潘岙在今慈城金沙岙的以北灵湖以东，故从北到南的界线走向，可能会是从秦山罗家岭过毛岙鄮岭墩转毛力到白鹤山（观庄）。图中还有灌浦（今半浦）的字样，故又有可能沿慈城的狮子山再到半浦的。这就是宋朝鄞县的西界细部，也可能是唐朝鄮县的西边界限，还可能是秦晋两朝鄮县的西界。花屿湖和荪湖在清雍正的地图上还赫赫在目，而宋明的鄞县全境图中都未有它们的影子，可见它们在唐后一直是属慈溪地区的。解放后的慈溪县境仍还包括洪塘一带，所以慈城脚踏勾鄮两县的说法也不为过。

慈城可以也成为“鄮城”的概念，这在宁波史上还是一个独辟蹊径的课题认知，但还缺乏更多的全面考证。其实宁波地区真正的“县原点”只有余姚、勾章、鄞县三处，一个来自舜姚，一个来自禹虞（勾余主姓），一个来自堇子国。其中勾章是原点中的原始点（河姆渡部落的集聚点），鄮县本来就是勾章之地的延伸。鄮县后来又演变成为勾鄞两县的墙头草，所以实在不能以“根深蒂固”的方位，去看或推测它的全部历史。也所以在五代十六国时期后，一旦消失时，再也没有人会去研究它那一千多年前的一千多年的历史。

慈城作为勾余地区的勾章县原点，跨一条山脉而足踏两县，也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它有鄮县作为勾章向东延伸的副本条件，它也能承担秦鄮县的地区经济压力。这不，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竟有三个古县城的城址：越时勾章前的勾余城（王家垻）、秦时的鄮城或晋时的勾章城（鄮岭墩），唐时的慈溪城（浮碧山）。所以一定要从古人类的部落考较时，它才会得出更多的可能。鄮县之谜也是如此。

奉化的经济社会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奉化的土纸、土丝、皮革、打铁、晒盐、竹雕等手工作坊增多。光绪末年出现私人联营轮船公司，用机动轮载客，商贸集市增至33个。民国初期，现代工业兴起，食品罐头、针织等先后采用机器操作。《中国实业志》载，奉化“皮纸著闻于时”，“竹雕为奉化所独创”，屡获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嘉奖。1920年（民国9年）起，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设施先后应用。1926年火力电厂建成发电，1929年鄞奉公路建成通车，工业生产发展，至1936年，工厂和手工作坊225家，工业产值1390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1941年4月后，奉化被日军侵占4年多，其后内战又起，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仍，大批人离乡背井，出外谋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至1949年，工厂和手工作坊减至70家，工业产值635万元，仅占1936年的46‰社会总产值4433万元，国民收入3148万元，工农业总产值4157万元。

奉化从50年代起，创建地方国营工业，进行私营工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以支农为主的集体工业。1969年华东电网供电，能源条件改善。70年代乡镇工业崛起，逐步形成以服装、食品、机械为主，电力、建材、纺织、制陶、化工、印刷、工艺美术等多门类发展的工业体系。80年代贯彻改革、开放、搞活方针，开展经济联合，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企业活力增强。1990年工业企业增至2522家，工业产值132436万元（其中乡镇村办工业产值占5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8%。产品品种增多，质量提高，1980年至1990年获省、部级奖优质产品88个，获国际金奖产品4个。服装业发挥“红帮裁缝”优势，品种从西装、中山装等传统服装，扩大到羽绒、裘皮、丝绸、皮革等多种质料的各式时装，1990年生产2929万套（件），行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以及美国、前苏联、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49个服装生产重点城市之一。罐头食品业现代化程度提高，名牌产品增多，1990年产各类罐头14661吨，其中梅林牌425克黄桃罐头先后获莱比锡和布尔诺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天坛牌特级珠茶获马德里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金奖。机械工业从无到有，由产品加工向机器制造发展，出现工业缝纫机厂、机械密封件厂、液压件厂等一批部、省定点生产骨干企业。1990年产值29847万元，占工业总产值22.5%。

2012年，奉化市完成工业总产值480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340.82亿元。102家“三型企业”实现产值79亿元。转型升级力度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科技活动经费支出4.55亿元，增长33.9%，实现新产品产值89.12亿元，增长6%。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家，宁波市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中心11家，宁波市科技型企业26家。临港船舶制造、气动元件等五大特色主导产业实现产值138亿元，新装备、新材料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78亿元，增长1.5%。 据南浦乡茗山后遗址出土文物考证，新石器时代，先民已使用石锛及夹沙陶鼎、罐等劳动、生活用具。民以农为本，重视水利建设，南朝时筑青锦塘、方胜碘，拦水溉田。唐代种植业发展，至宋代，水田已行稻麦两熟制和双季间作稻，茶叶、杨梅、芋艿、苔菜、蚶等著称乡里。土丝、酿酒成为家庭重要副业。宝庆《四明志》载：“惟奉化绝密而轻，如蝉翼，独异他地。”宋末战乱迭起，北方居民大批入境，元至元年间，总人口达26.3万，比宋天禧年间增14.8倍。中原文化融入，促进了经济开发，平原地区疏河、浚湖、建渠，大兴水利；沿海筑堤修塘以御海潮；山区丘陵地带，“民以垦辟为事，凡山巅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不以为劳”。至元褚年间，耕地增至45.9万亩。

1949年粮食总产7.17万吨，农业生产总值352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84.7%。50年代初，进行土地改革，宣告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束。此后，大规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为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奠定基础。1979年以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稳定粮食生产，恢复和改良传统特产，建立黄桃、茶叶、毛竹、芋艿、白鹅、对虾等生产基地，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改观，1990年有山塘水库2585座，其中蓄水量100万立方米以上水库15座，亭下水库蓄水量1.53亿立方米，是省重点水利工程之一。总蓄水量逾2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0余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15万千瓦。农业产值18450万元，是1949年的5.2倍。粮食总产19.2万吨，桃子2.16万吨，居中国产桃县（市）之首。茶叶3018吨，是中国百个产茶基地县（市）之一。林业主产杉、松、竹，森林覆盖率46.3%，木材蓄积量96万立方米，毛竹蓄积量3000万株，是省毛竹生产基地县（市）之一，其中大毛筒眉围43厘米以上。饲养生猪18.97万头，水产品1.92万吨。

2012年，奉化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4.9亿元，增长5.8%。全面完成1.4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标准化建设，播种粮食面积18.1万亩，产量7.22万吨。十大主导农产品实现产值41.7亿元，增长10.5%，66家农业龙头企业实现产值39.2亿元，增长17.8%。 民国时期，新添不少人文景观。80年代，奉化开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亭下大型人造湖竣工，景区扩大。中外游客接踵而至，逐年增加，1990年接待84万人次，其中旅台同胞2537人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673人次，外宾579人次。

2012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17.74亿元，增长7.6%。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190.43万人次，增长10.4%，其中留宿游客占18.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4.84亿元，增长15.2%。